这次大陆网络中流传着一个反法情绪。

很多人都认为奥运不能政治化，但是奥运从来都政治化了的。中国人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为什么自己就不允许听到别人任何的反对声音？

我始终还是认为法国人很傻，傻得很天真很可爱。不然怎么每次打仗，都能被德国人轻易占领？

让他们折腾去吧，他们喜欢标新立异。

至于Carrefour，可以抵制一下，如果它真的要打半价，我想我还是会狂买一顿的。难道您也不是这样么？

停云：也谈中国为什么容易被妖魔化（雄文要顶）
发信站: 两全其美网 (Thu Apr 17 13:15:52 2008), 本站(lqqm.net)

前不久，拜读了冉云飞兄的《中国为什么容易被妖魔化》（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0d39ba4f1b2f208d）。应该说，他的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尤其是对民族主义（或者更不如称民粹主义）歇斯底里勃兴的担忧，是对当下狂热的一种理性纠偏。和冉兄一样，我对“妖魔化”一词也不太感冒。

最为同意的有一点，就是在这次公关形象斗争中我们显示了长期僵化新闻宣传体制下对国际社会的不适应。以往对国内就是采取压服，你不服从也要服从，而不是进行充分的说理辨析，结果一到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国际媒体，就傻眼了。平时就是用最弱智的办法对付国内媒体，怎么可能培养出应对国际媒体的智力？

不让西方记者第一时间去西藏采访已经是失策，后续阶段组织记者去采访还搞“拉一派、打一派（有些比较著名的西方媒体没有被邀请）”更是可能激发这些没被邀请的媒体的反感，同时也让得到邀请的西方媒体唇亡齿寒；至于再后来的宣判某某，则更是授人以柄。

总而言之，如果这次事件能够成为我们解放思想、改革新闻管理体制的契机，那倒也是一件好事。正如某博客所说：“让记者去西藏，不会所有人都撒谎。”

一
在申明了上面这层意思后，我必须要说，冉兄文中所谓的“国外许多对中国的批评，都只是批评官方批评中共极权，并非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有什么偏见而已”，仔细分析也未必正确。

当一个国家在媒体上被“妖魔化”时，除了这个国家自身的原因（这些冉兄已经论述很详尽，我也认为问题确实很多）之外，有没有另外一面的原因？如果总是中国在西方媒体上被“妖魔化”，西方媒体是否也有自己深层的盲区和偏见？

在这个问题上，宣布西方人对中国充满偏见、全是偏见是不正确的，可否认西方人对中国有“识见障”，也同样是一种不理智的鸵鸟心态。任何问题，我们都不应该设置怀疑的禁区。

试问，如果连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都不承认？你又如何采取措施跨越鸿沟去抚平偏见？进一步假设说，如果中国已经完成了自省，届时还是出现被妖魔化的场面，冉兄又如何解释？

所以，冉兄既然已经完成了“为何会被妖魔化”思考中值得尊敬、更为困难的自省部分，那就让我来思索下更为容易的部分吧，那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媒体这次无论左中右，在中国问题上如此发声统一？

和冉兄一样，在短短的博文中要试图穷尽原因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只是提出我的想法或者说个人偏见，供大家参考讨论。我需要强调的是，对西方的偏见，在中国媒体中或许同样存在，但这目前并非我想讨论的重点。

二
在西方对中国民众的刻板印象中，第一条就是不相信他们能有自己的智慧，能够完全脱离于洗脑而独立思考，而认为他们是嗷嗷待哺需要西方价值观去拯救的群氓，或是千人一面、只会听政府煽动的机器人。一句话，西方人对中国民众有知识鸿沟方面的优越感。

西蒙•巴恩斯，也就是被中国外交部点名批评把北京奥运会与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的《泰晤士报》专栏作家，4月11日他还发出过一篇最新的评论，题为《西方要小心中国私语（成语，意为以讹传讹）》。（注一）

在这篇中国官方很少提到的评论中，巴恩斯其实客观上帮中国说了话。他点出了今日媒体偏见的症结所在：“在西方人心中潜藏着一个深深的恐惧，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他们有13亿，而我们英国人只有6000万。很难想像成为那么多人的一分子，我们几乎立即把这当作了独立个体的立即死亡。”

《纽约时报》前驻北京首席傅睦友（Matthew Forney）4月13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极为有影响的文章，叫做《中国的忠诚青年》。（注二）我个人认为，傅睦友虽然在中国生活了10多年，这篇文章依然反应出他对中国社会缺乏了解。但对此文的评价不在我这篇博客的论题之列，我在这里要引述的是他文章的开头。

傅睦友写道：“很多充满同情心的西方人用一种方式来看待中国社会，那就是苏联频临崩溃前他们用来看苏联的方式：一个压迫性的政府，只得到了少数保守派老人的支持，却逐渐失去了对受到良好教育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掌握。”

虽然傅睦友立即指出，这种印象失之“天真”。但我们可以想见，这种印象在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中已经深入到了何种程度，才需要傅睦友专门在《时报》撰文纠偏。

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年轻人此次之所以群情激愤，是因为他们都是被“宣传喂大的”，根本不了解境外资讯，全然不顾在互联网发达、英语教育提高的中国，至少城市内的知识分子掌握的资讯并不比西方人差多少。

CNN自3月14日以来的无数次报道中，总是要反复强调“CNN的画面在北京被短暂黑屏”。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采访在北京开会的一个著名体育界人士（名字抱歉忘记了），因为她对针对火炬接力的抗议说了一些批评，主持人立即插嘴问：“您在北京，是否看到CNN画面？”采访对象说：“是的，CNN的画面暂时黑屏，不过与此同时，BBC却能看到……”Well，您说太多了，主持人已经结束了访谈。

在这里我要插一句，我认为把CNN节目黑屏，是陈旧新闻管理体制的又一个例证，值得我们反思改进，把自己的头或者大家的头都埋到沙堆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或许对西方新闻不了解的人难以明白，为什么CNN要反复提及黑屏问题？

因为，CNN要给公众暗示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国观众是完全被信息屏蔽的。只有这样，CNN才能把中国民众对西媒报道失实的愤怒，解释为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或者是对西方价值的不熟悉。

也正是因为中国人无法独立地思考和得到信息，所以在海外留学生（通常应该被认为是不会被洗脑的一群）也站出来挥舞五星红旗时，CNN之流就开始又寻找新的合理化解释：这是政府组织的。旧金山火炬接力当天，CNN的新闻报道多次强调“有巴士运送中国留学生到现场”。是的，CNN从来没有明说这背后有政府组织，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所需要的心理暗示。

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开放已经30年了，但西方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是很落后的，黄祸思维和细眼睛、大板牙、长辫子的清末中国人形象依然深入人心。

巴恩斯的文章开头就引用了菲力普亲王（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1986年对在北京的爱丁堡大学学生的无聊戏言：“If you stay here much longer you’ll all be slitty-eyed.（你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再长一点，眼睛大概也会变成一条细缝吧。）”

Spiked网络杂志的Brendan O’Neill指出：“在过去100年中，‘黄祸’思维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通常都描绘成长着极其恶心的、夸张的板牙，而且还带着眼镜，这暗示着他们视力很差（显然被认为是细缝眼的结果），以及缺乏智力。”（注三）

在这种长期的心理暗示之下，西方普通民众，甚至是街头流浪者，都会对中国人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心理，并在对中国的抗议游行中完成了一次道德高蹈的快感释放。

在他们看来，中国亿万民众正在等待他们的救赎和开发民智。很难说这种思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黄祸的恐慌确实导致了对中国印象的贬低，而对中国印象的贬低又反过来产生了一种虚无的优越感、白人至高无上的潜意识和深厚的救主心态。

四
以色列和平组织Gush Shalom（希伯莱语意为“和平集团”）的创始人Uri Avnery，4月7日发表一篇题为《Tibet and Palestine（西藏和巴勒斯坦）》的精彩文章（注四）。

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疑问：“无疑西藏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促进他们的宗教，并防止外来定居者淹没他们。但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不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被摩洛哥占领的西撒哈拉的民众呢？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呢？法国海岸线之外的科西嘉人呢？这个名单可以开很长。为什么世界媒体容纳了一种独立的呼吁，却经常犬儒地忽略另外的独立抗争呢？是什么，让一个西藏人的血，要比1000个东刚果非洲人的血都要红？”

作为前记者的Uri Avnery为此提出了一个确定西方媒体支持哪个独立、不支持哪个独立的模型：

“1.那些追求独立的人群，是不是有特别异国色彩的文化？
“2.他们在媒体眼中是否具有吸引力，比如说是‘性感’？
“3.这一抗争是否由一个充满个人魔力的领袖领导，他又被媒体所爱戴？
“4.对立的政府是否被媒体所不喜欢？
“5.对立的政府是否属于亲美的阵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因为美国实际上主宰了大部分国际媒体，而他们的通讯社和电视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体的日程设置和新闻报道的用语。
“6.这一冲突中是否夹杂经济因素？
“7.这一抗议团体是否有天才的发言人，他能吸引媒体的注意并操纵媒体。”

五
以Uri Avnery的模型来判断，西藏在第一点上就占尽了优势：自从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发表《失落的地平线》以来，西藏就被西方人认为是香格里拉般的存在。白雪皑皑的神山、红色袈裟的喇嘛、等身长跪的信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之一，也是一些西方人“去现代化”的理想国。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今日大城市的中国人去穷山僻岭游完归来发表感想一样，是把对城市钢筋水泥森林的厌恶，投射到了其实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青山绿水”田园牧歌中。对“现代生活”越反感，在现实中越挫折，就可能对前现代的原始生活越投入自己的感情，越不容“亵渎”，越充满殉教心理。

CBS在旧金山游行前曾有过一次有趣的采访――说句题外话，这一采访也驳斥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全是假消息的观点――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这则名为“Free Tibet，wait，where is Tibet？”的视频。在视频中，众多支持西藏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西藏在地球哪个角落。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美国人缺乏地理常识是世界闻名的。根据2002年的一则报道，美国18岁至21岁的青年人有一半不知道纽约州在哪儿，40％的美国青年对阿富汗没有任何概念，87%的美国人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伊拉克在哪里，甚至有11％的美国青年连美国在哪里都不知道！

别说普通民众，就连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其在美国政府体系中实际权力或大于国务卿）Stephen Hadley，也不了解西藏在哪里。在参加4月13日ABC“本周”节目的录制时，Hadley大人居然多次把西藏口误为尼泊尔！（注五）在这种情况下，在“Free Tibet”的呐喊声中出现“Free T－back（解放丁字裤）”的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偏见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无知（或许我们应该按照更政治正确的说法――知识缺乏）。在对西藏历史、现状不了解的情况下，西藏问题就很容易成为一种“对现代化、全球化”恶感的投射载体。嬉皮士们把西藏视为“一个完全中立的、无政府的、没有政治污染的土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Spiked网络杂志的Brendan O’Neill所说：“支持西藏的运动本身就有自己深深的居高自傲的、接近于殖民主义者的观点，那就是：西藏是一个纯真的、孩童样的存在。这种运动背后的动力也包括要保护西藏这片纯洁、绿色、神秘的土地，以利于被西方现代化的富有西方人（随时到访）。”（注六）

O’Neill并转引1991年出版的《神圣西藏》（作者Philip Rawson）一书说：“西藏文化提供了一种和西方注重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强有力的、未被污染的、统一的价值观。”

O’Neill总结说：“换句话说，今日亲西藏潮流的驱动力不是和西藏人的政治团结，更不是所谓的支持西藏人的全面民主化，而只是对西方生活的一种厌恶。这是一种非常深的自恋工程，也就是‘西方认识到文化内部有某种缺失’，所以去总是保留着原始状态的‘纯洁东方’寻找满足感。”也就是说，这是西方的“礼失而求诸野”。

也正因为如此，青藏铁路的通车被中国人认为是喜讯，却被西方人认为是“现代化的入侵”。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醉钢琴”的判断：政府在这方面动辄得咎。如果不改善藏族人民的生活，会被认为是“导致藏民的饥饿贫穷”的种族歧视；可如果改善藏族人民的生活，又不可避免地会被耸人听闻为“文化大屠杀”。

六
Uri Avnery的模型更有效的一点，是因为达赖喇嘛在西方人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今日西方青年人，大部分也是从小在基督教神学的洗脑中长大的，他们长大后会对本文化的宗教产生逆反作用的疏离感，但却同时会对各种神秘主义哲学充满兴趣。

在本笃十三世教皇新立未久，伊斯兰教已被视为文明冲突中对立一方的今日西方社会，达赖已经成为最时髦的教主。即便是李察基尔或者布拉德•皮特这样的好莱坞一线明星，也会对这位充满了异国色彩、又“聪明睿智“的媒体“摇滚明星”充满了膜拜心情。我们永远不要低估电影明星对西方普通民众和舆论的引导能力。

Spiked网络杂志的Brendan O’Neill困惑地观察到：“对于达赖喇嘛毫无质疑的支持，是因为西方人把西藏看作是一群不成熟的人种，他们需要一个像上帝一样的角色来引领他们。达赖从来未经任何选举，而是通过一种让英国上议院相比之下会显得极为现代和民主……的方式，被一小部分喇嘛们根据……转生理论挑选的。”（注六）

O’Neill转引《西藏独立运动：以政治、宗教和甘地主义观点分析》一书的作者Jane Ardley的批评说：“很显然，达赖作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的角色，实际上阻碍了民主化的政治进程。那种认为他占据了正确的道德制高点的假设，意味着任何挑战他政治权威的人，都可以被解释为是‘反宗教的’。”然而，在西方世界中，像O’Neill和Ardley那样能够冷静思考的，又有多少呢？

在法王举手投足都散发魅力和神秘气息的今天，要让西方媒体不堕入“识见障”，何其困难。尤其是达赖的嘴上永远不会忘记提几个点中西方人关键穴位的词语――“和平”、“谈判”、“对话”、“新闻自由”、“非暴力”、“支持奥运”，一种“虽百折而不悔”、“刃加诸颈尤诵佛号”的公关形象自然呼之欲出。

Uri Avnery指出：“这种‘非暴力’是如此有吸引力和弹力，以至于甚至能够掩盖最近这样的丑陋暴行。”

七
这篇文章已经太长了，但还有很多偏见的根源没有论及。比如，就像一方喊“西藏从来不、现在也不是、未来更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喊“西藏从来是、现在也是、未来更会是中国的一部分”，都属于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一样，媒体的思维也总是趋向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为要在容量有限的报纸版面论及一个问题，常常无法把问题说得面面俱到。而在这种几乎不自觉的简单化过程中，又散发了多少偏见？

再比如，有没有中国经济和政治崛起而引发的恐惧在背后？且不提西藏众多组织背后有美国负责颜色革命的NED巨额资金的赞助，Uri Avnery的分析也很到位：“美国并不像恐惧北京那样恐惧莫斯科，因为俄罗斯看上去并不会像中国那样主导21世纪。”

再比如，究竟是西方媒体推动了偏见，还是西方媒体为了顺应民众的心理而不敢描述对立观点，以免报纸卖不出去？还是说，一个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导致了今天的局面？这些，都值得继续探讨下去。

认识偏见的存在是第一步，至于如何解决偏见，则是第二步。应该改革我们僵化的公关和宣传体系，采取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心态，去向全世界慢慢解释中国和西藏的种种，让真理最终在言论自由交锋的论坛中获胜？还是应该效法100多年前的义和团，诉诸于廉价的民族主义狂热？

这，是此刻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一：West must be careful with Chinese whispers，Simon Barnes，The London Times，April 11, 2008，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sport/columnists/simon_barnes/article3723595.ece

注二：China’s Loyal Youth，MATTHEW FORNEY，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3, 2008，http://www.nytimes.com/2008/04/13/opinion/13forney.html

注三：Slitty eyes and buck teeth? It must be China， Brendan O’Neill，Spiked网站，April 14,2008，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4975/

注四：Tibet and Palestine，Uri Avnery，Counterpunch网站，April 7,2008，http://www.counterpunch.org/avnery04072008.html

注五：Confusing Nepal with Tibet，Tim Johnson，China Rises Blog，April 13, 2008，http://washingtonbureau.typepad.com/china/2008/04/confusing-nepal.html（请用代理访问）

注六：Why Tibetophilia won’t set Tibet free，Brendan O’Neill，Spiked网站，March 10, 2008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4852/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a97aa4e3f7a1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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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烽火科技集团)是我国光通信的发源地,被形象地称为我国“光通信老大哥”.不久前,一位领导在会上谈到,“武汉邮科院的一些人才,集 体跳槽华为,领导急得跺脚.”“集体跳槽”的背后,有着诸多原因,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武汉邮科院虽然比竞争对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 起步要早,如今销售收入却与华为相差20倍——

全院着急,每天都提员工流失

三月的武汉,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但是,武汉邮科院发展策划部主任陈建华的心情“明媚”不起来.“近年来,我院人才流失严重!”这位主要从事该院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此事全院着急.每次开会都提员工流失,领导急得直跺脚啊!”

去年以来,一种危机感在邮科院悄悄弥漫开来,许多人心里有“狼来了”的感觉.主要原因是:竞争对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去年开始准备在武汉设立研究所.陈建华坦陈:“我们最担心的,是华为来邮科院挖人,这对我们极为不利!”

记者了解到,华为已悄然进驻紧邻邮科院的光谷软件园,在那里包下了三层楼.华为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武汉高校和科研单位多,人才资源比深圳丰富,公司准备将深圳的部分研发线搬到武汉来,并在汉招聘大量人才.

张华(化名)是原武汉中光通信公司(武汉邮科院原下属公司)员工,去年11月该公司被烽火通信(武汉邮科院下属上市公司)合并.他告诉记者,就在合并前后,中光公司十多名技术人员去了华为.中光公司原来有300多人,去年10月以来走了100多人,其中大多是能做事的技术和销售人员.“我们这里成了人家的培训基地,留不住人啊!”

对比悬殊:销售收入相差20倍

邮科院是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的一张闪亮名片,但让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邮科院在产业规模上,已大大落后于竞争对手华为.比华为早创立14年的邮科院,去年的销售收入仅为50亿元,华为则超过1000亿元.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李述武称,与本地企业相比,邮科院的发展速度还是挺快的,但与华为相比却大大落后了.这一发展速度,与邮科院拥有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极不匹配.

成立于1974年的武汉邮科院,1977年拉出我国第一根光纤,1982年开通了全国第一条二次群(8Mb/s)光纤通信线路,1994年获批准设立国家光纤通信工程研究中心,在光纤光缆、光电器件、光传输设备、光仪表等方面,占领着全国的技术高地.

这么一个拥有众多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按李述武处长的话说,人们理所当然希望它有更大的产业规模、更快的发展速度.但是,从2001年到2007年,该院销售收入仅从36亿元增加到50亿元,增长率不到50%.

相比之下,华为发展之快堪称奇迹.1995年,华为销售收入还只有十多亿元.但到了去年,华为销售收入一下子跃升至1000多亿元,13年增长了近百倍.

体制僵化,清洁工也难改聘

邮科院为何远远落后于华为?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田志康副处长在该院调研时,听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故事:

邮科院曾聘请了约40名清洁工,合同到期后,该院想聘外包公司负责清洁工作,并对原来的清洁工进行了安置,准备将他们转给外包公司继续聘用.但那些清洁工坚持他们应由邮科院直接聘用,并到处告状.这样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事情才解决.

由于机制原因,邮科院在管理上过于追求稳定,形成能干事的激励不够、不能干事的也开不走的局面.尽管邮科院在国有转制科研院所中是比较好的,但与民营企业相比活力还是不够.

邮科院总工余少华博士回忆:1999年,该院有个实验工厂,面向市场生产一些产品.实验工厂的产品卖得最好的时候,车子排着长队在工厂门口等候.该院为扩大生产规模,打报告向上级部门要求扩编,但未获批准.

田志康指出,华为作为民营企业,其生产经营具有极大灵活性,可以把握很多机会,而邮科院作为国有单位,虽在2000年由科研院所改制为中央企业,但仍受到很多体制方面的制约.

与邮科院相比,华为的产业领域更为广阔.仅在光通信领域,邮科院的产业规模并不小,在不少方面领先华为.该院生产的光通信设备和光纤光缆市场占有率分别居国内前三位,光电子器件居国内第一位.但是,光通信产业的市场容量有限.邮科院要扩张,必须发展其它通信产业.而要开拓新的领域,必须报批并接受监管.

邮科院有关领导告诉田志康,在中长期激励机制不足的前提下,监管的直接结果是:规避了该院在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但也自然导致了一个更可怕的后果,即该院在开拓新领域时过于求稳,宁可不进入新领域,也不愿冒风险,从而丧失许多机会.

在中长期激励机制上,华为早就实行了员工持股制度,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华为通过高薪和股权激励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引进人才,而邮科院则因为激励机制不足,员工积极性受到压抑,一些骨干员工出现流失.

如何破题?留住人才再谋发展

邮科院遇到的发展瓶颈,令人深思.

有分析人士认为,与华为相比,邮科院在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发展速度等方面,已大大落后于华为,致使人才不断流失.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称,邮科院要缩小与华为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是有关部门和邮科院要解放思想,大力推进邮科院体制和机制改革,特别是要建立有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紧密捆绑到一起,让员工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田志康副处长分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像邮科院这样的国有高新企业,要取得较快发展,不建立有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是万万不行的.虽然邮科院目前的激励措施,在武汉地区国有企业中处于较高水平,但与华为等竞争对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据悉,对转制科研院所,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委去年出台了一个中长期激励机制的试行办法,但该办法规定的门槛较高,操作困难.在此情况下,邮科院一方面应积极争取政策,在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规定的前提下,争取大范围推进骨干员工持股;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进股权结构多样化,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样双管齐下,进而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

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邮科院还可以深入推进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以项目留住人才,让人才在实施项目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得成就感.

此外,该院还可以通过改革内部管理、分配体制,提高员工薪酬和福利,进一步完善培训休假制度,进一步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等,以吸引人才,让他们获得归属感和自豪感.